什么事业？就是中华民族民事立法事业的现代化、法律化这个伟大的事业。
其调整的关系主要应该包括：国家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的关系、国家监察机关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国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关系、国家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以及国家监察机关内部的关系。其次，国家监察机关可以行使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的某些刑事强制措施权和刑事侦查权，如讯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
对于违法违纪嫌疑人，即使监察机关对其违法违纪事实已经充分掌握，也必须听取他们的陈述申辩。人大常委会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可以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对监察机关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专题调研。（4）受理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处分决定的申诉，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前者是按监督内容和监督方式设计章节，除总则附则外，分别设置听取和审议监督对象专项工作报告章、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章、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章、询问和质询章、特定问题调查章、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章。无论国家监察法是否为司法监督开口子，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都是对国家监察的监督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而且应是最主要最核心的环节。
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指从有关部门、组织调取案卷、资料、文件、证据等，这同样是监察机关调查取证的一种重要手段。他虽然对现行立宪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并未从整体上审视和建构我国宪法制度和宪法变迁，用林来梵的话说，就是尚未转化成宪法理论。
3.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由于改革开放要求制定大量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未经修宪，也未作宪法解释的情况下，自行行使立法权，1979年至1982年间共制定了11个法律，这都是违背当时宪法规定的。另外，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央地方关系中经常呈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实困境也说明，解决地方改革的合法性，并不是给地方放权那么简单的问题。那么，当代中国的宪法学人，又该如何看待这种改革宪法呢？它是否可以为当代中国的宪法研究带来一些与西方传统宪政理论不同的元素？ 首先，宪法研究应该以文本为中心，这固不错，但在一个规范宪法尚未确立，或者说仍处于改革宪法的阶段13，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被进一步加剧，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很可能并不是文本中所呈现的那样，也不同于我们所接受的那些主要来自西方的宪政学理。1988年宪法修改之后，尤其是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继续加深，宪法文本中的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已经不适应当时改革发展和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其后，童之伟提出形式合宪的主张,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国家机关需要表现出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不是无限度的,宪法实施灵活性的底线可概括为我们的社会应当逐步形成一种观念,将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守住形式合宪这条底线。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张千帆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认为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规定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中国宪法之所以频繁修改仍不能应对社会制度的变迁，就是因为宪法对于国家政策尤其是经济制度的过多规定。
这是规范宪法形成之前所无法抗拒的宿命。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既是出于对当时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缺乏足够经验的一种现实考虑，其背后也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意蕴。尽管有学者认为良性违宪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法哲学层面的方向性错误，但也承认：虽然存在巨大错误，但良性违宪所揭示的现象却值得思考，从中我们可以反思我国宪法文本以及宪法修改和变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薄宪法、宪法（施密特宪法学说意义上的）、从某种程度上都没有严守理想主义、形式主义的立场，而是本着一种现实主义、功能主义的态度，之所以如此，也是为了更有效的解说变革时代的宪政秩序变迁。
梳理探究本国制宪历史，对于本国宪法变迁给与阐释，是一个学科范式形成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所以，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无足轻重。他认为，1982年宪法的中心原则是民主、法治与人权，所以只要地方改革试验不仅符合这些基本原则, 而且没有损害任何全国性利益, 那么在没有其它选择的情况下, 即便其合法性乃至合宪性存在疑问, 地方试验仍应受到宽容。尤其宪法与政治的关系，很难做到where the politic ends，the law begins的截然分立，更何况宪法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公法也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单独的文本规范研究，似乎很难概括当代中国宪法变迁的全貌。
2004年3月8日，王兆国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再次阐释了修宪者关于宪法修改的基本思路，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既然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良性违宪 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 违宪, 而只是在现行体制下对宪法的一种 变通。
所以，宪法中关于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规定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是整个宪法制度构建的核心所在，用施密特的观点来看，就是宪法而非宪法律，用图示耐特的观点则是薄宪法而非厚宪法，任何制度突破，都不能违背，否则就是违宪，而非良性违宪或者宪法变通。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可以经过法定程序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解决，不可期望法外解决，而绝不能允许法外解决。
8.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和蔡定剑《宪法精解》中对于历次修宪具体过程的介绍。但诚如硬币的两面，这种稳定性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因为过于追求稳定性而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则同样会失去权威性。三、摸着石头过河与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改革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宪法变迁 从良性违宪论争的开始，到宪法变通论的提出，前后十余年，这种话语流变，在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法理学者和宪法学者面对本国宪法现象的一种严肃态度和智识努力的同时，也说明，这种缺乏宪法性依据的制度突破行为在我国当代的宪政建设中相当范围内还存在着。5.试验性变革的说法，见于俞可平《民主的陀螺》283页，这种说法，和波普尔的零星社会改造工程颇为类似，尽管二者具体语境迥然不同。当人们对客观世界并不具备完全知识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实践不断地进行探索，不断地积累经验与教训，才能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反对良性违宪论者则着重强调宪法的权威和稳定性，但双方的论争实际上还是纠缠在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上，并未从整体上审视和建构我国的宪法制度和宪法变迁。
另外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的试验一词，本身就道出了这种制度变革的事后追认特征。力倡规范宪法学的林来梵，则认为在真正意义的规范宪法形成之前，良性违宪和宪法规范的变动均不可避免。
因为为了确保宪法的稳定性，只有等这种制度试验经过实践证明完全成熟同时需要作为改革成果的体现之后才最终运用宪法规范加以确认。同时，从良性违宪到宪法变通的这种语词流变，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宪法变迁的一个认识缩影。
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两票制选举镇长。同时，中国东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导致不应该对全国做一刀切的规定。
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形式合宪和良性违宪一样不是一个精确的法学概念，另一方面，在缺乏严密的违宪审查机制的情况下，无可否认，任何违宪、合宪的清谈都可能在理论宪法学的界面上沦为空论。10.参见强世功：《图示耐特的大众宪法观》，《读书》2004年第11期。同时，梳理探究本国的制宪历史，对于本国宪法变迁给与阐释，既是一个成熟学科范式形成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在这个底线之上, 地政府可以自由探索对满足当地需要而言最有效的途径。
宪法的根本目的不是通过制度性规定剥夺地方尝试的自由, 更不是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 而是为所有人保障一个权利底线。另外，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其写入序言，本身就表明，实现富强，本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政治梦想，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富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3．制度突破的事后性确认：改革时代的宪法变迁理路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很多制度性突破实际上是一种试验性变革，其合法性从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事后性确认，而且这种事后性确认往往高度滞后于制度变迁。宪法不规定地方权限和经济制度就真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 良性违宪 所带来的困惑，也不必再面临频繁修改的压力了吗？对于这种乐观预期，笔者并不敢苟同。
但是，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方面，良性违宪所带来的困惑都未得到根本解决。我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6。
用其一句更为通俗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在张千帆对于宪法变通与违宪的界定标准上，已经有意无意的触及到这种界定模式。而宪法除了表明一个国家人民共同的价值目标之外，还具有现实的政治秩序和权利体系的型塑功能，同时这种抽象的价值目标的具体实现，还的有赖于功能意义上的制度构建。17也是作为一个当代中国公法学人无可回避的使命。
2．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的宪法修改思路 那么，面对没有明确宪法文本依据的制度突破，我们的宪法为何不尽快予以合法性确认而导致良性违宪或者宪法变通行为的长期存在呢?这不得不涉及到我国现行宪法的变迁机制本身：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宪法变迁史，我们的宪法变迁实际上是一种渐进变迁，不再有大开大合的宪法废弃，而是尽量采取宪法修改的方式，即使是修改，事实上也存在着诸多限定，用现行宪法历次修宪文件中常用的一句话来表述就是：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笔者本文的缘起，很大程度也是接着《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一文的进一步思考，特此致谢。
另外，前几年闹的沸沸扬扬的乡镇领导直选风波，就是因为严格规则主义的立场，被冠之以违宪的大帽，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一些地方司法机关所进行的司法改革试验。诚如夏勇所言，20年来的行宪史,也是宪法的变迁史，宪法且行且改，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宪法，宪法中规定不规定经济制度和地方权限，并不能改变改革宪法的属性，更何况，宪法中规定不规定经济制度和地方权限本就是和现行宪法根本架构相悖的一种理论假设，即使现在全面清除也并不现实。
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作者认为，这些事例虽然违背了当时的宪法条文，但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可称之为良性违宪，良性违宪一说遂不胫而走，并引起了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的激烈回应。
